北京东城区与皇城毗邻的南锣鼓巷，是北京著名的古街巷保护区。区内许多优美壮丽的四合院，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代表了北京四合院的精华。这些四合院从前大都是一些名人或豪门的私家宅邸。坐落在秦老胡同35号的索家花园，又称绮园的就是其中之一。不过长期以来却鲜见有关索家花园较为准确和详细的介绍。现有的一些文字资料，多语焉不详似是而非，甚至以讹传讹错误频出。传闻则更属捕风捉影，胡编乱造，流之于戏说。
　　索家花园近年较早见之于文字介绍的，当属1991年谭伊孝编写，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区卷）。该书对索家花园的介绍共400余字。文中写道：“……秦老胡同35号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家原在秦老胡同中部有一所房子，后屡加添建，渐渐从中部扩展到秦老胡同西口路北的宅院全归索家所有。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的说法。35号院原来只是索家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此后，报纸、杂志、乃至网页，凡见诸于文字的对索家花园的介绍，盖出于此。
　　《北京文物胜迹大全》虽说是当属正说的，但这段对索家花园沿革的描述，含混不清，令人费解。文中没有说清索家花园是清晚期哪位内务府总管大臣宅子的花园部分，因而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所述其它内容，也有明显错误。
　　索家花园最早的主人，正确的说法应是晚清咸同年间的总管内务府大臣明善。明善，满洲镶黄旗察哈拉氏。明善在雍乾年间的先祖为索柱，其时满族上层以取汉姓为时尚，而索恰为汉姓之一，索柱即以索字冠汉姓——满族人虽取汉姓，但为与汉族相区别，是只称名不称姓的。如明善并不称索明善，只称明善。即使在朝臣中，也只称明大臣或明大人，公私文牍亦均如此，此即所谓称名而不举姓。明善自咸丰十年（1860）任总管内务府大臣至同治十三年（1874）。子文锡，孙增崇，在同光宣三朝亦先后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内务府是清代总管皇宫事务的衙门，正确的名称是总管内务府。其长官称总管内务府大臣，也称内务府总管大臣或简称内务府大臣。崇彝在其所著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有清以来祖孙三代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者，只此一家，世称内务府世家。索家世代都在内务府供职，外放做官也都是海关监督、管理河道、织造等肥缺，因此累代富显，甚至富甲王公，在清末民初是京城有名的富豪。与当时的那姓、王姓、杨姓并称为京城的四大豪门。
索家何时定居秦老胡同，已不可考。从清军入京后八旗的驻防地看，南锣鼓巷地区正处在镶黄旗的驻防区域。这里紧靠皇城，应召进宫和办事方便。索家世代任内务府官员负责管理皇室事务，很可能从清初起就在这一带居住。不过，索家在秦老胡同的宅邸形成一定规模，是在明善时期。与《北京文物胜迹大全》所说相反，索家的宅邸是从秦老胡同西部开始兴建的。那时秦老胡同西口路北，由连续几座院落组成的一个大宅院，包括现在的39、37、35、33、31、29和27号均为明善所有，当时只从一个大门出入，即现31号（老门牌号18号）。该门对面的长大影壁至今仍保存完好。这座大宅院除东端的29号、27号院（老门牌号17号）外，其余进深都是地跨两条胡同之间。由于是不同年代陆续购进改建或新建，布局欠缺系统和完整。崇彝对此评论道：“庭宇多而不成局势，盖积渐而成者，屋约数百间。”。除路北的宅院之外，索家在秦老胡同路南中西部，还有很大一片土地和房屋用作马厩、车房、花圃和相关人员居住。其位置在现20号至28号之间。这种情况从19世纪60年代一直维持到上世纪初。
　　辛亥革命时索家花园的主人已是明善的孙子增崇和他三个同父异母兄弟增德、增麟、增绂。增崇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三年（1911）的总管内务府大臣，三个兄弟也都在内务府任郎中、员外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极大的影响了索氏家族。他们不仅社会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上也失去了丰厚的俸禄和其它许多重要利益的来源。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开始设法开源节流。增崇吸取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庚子之乱导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被迫弃家出走的教训，认为浮财最不可靠，极易被抢劫或丢失，而房地产最为安全，既可出售又可出租。因此增崇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在北京和天津建造和购买了大量房产。除居住和作为女儿陪嫁外，其余用来出租，以收取租息。现秦老胡同28、30、32、34、36、38号的6座一进小四合院和现秦老胡同19号（老门牌号为13、14号）两座规模宏大的五进四合院就是在这段时间建造的。秦老胡同19号是增崇为两个儿子建造的，地跨两条胡同之间，两座并列相通的纵深五进的大四合院。两座院落布局基本相同，西院（14号）为长子居住，临街面宽为9间。东院（13号）是次子居住，临街面宽为7间。这两座宅院因建设较晚，又吸取了之前北京四合院建筑，特别是原有西边几座四合院的优点，故很多介绍四合院建筑的书籍、文章都称这两座并列式四合院当属北京四合院的经典之作。马炳坚编筑，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四合院建筑》中有此两座院落较为准确的平面图。西院比东院早几年建成。在东院建造过程中，恰逢北平当局为改善市内交通状况，拆除几座城门的瓮城和部分城墙。增崇便购买了部分城砖用在自家的建筑中。现在从前圆恩寺胡同中部，可以看到，19号东院（原13号）后罩房临街的后墙，就是用城砖磨砖对缝砌筑的。在北京用城砖砌筑一般住宅的房屋，如果说不是绝无仅有的，那也是极为罕见的了。这时索家的宅院在秦老胡同路北从西口到中部已占了大部分，但并没有连成一片。在原14号和17号间还有两座院落，即老门牌号15、16号，是曾任民国代理大总统的北洋军阀首领冯国璋参谋长的张联芬的宅邸。其中，15号是带水池的庭院花园。增崇曾想通过协商将这两座院落买下，这样从西部到中部的宅院就可连成一片。但是遭到张的拒绝，只好作罢。因此“从中部扩展到秦老胡同西口路北的宅院全归索家所有”一说是不确的。至于“因曾崇的儿媳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的说法。”不知从何处而来。显然作者本人也并不相信此一说，故在文中已称之为民间流传了。这种传说的荒诞不经，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按当时习俗，姥姥家是指舅舅家，不可能把已出嫁的姨家，即姨夫家说成是姥姥家；其二，郭布罗婉容的娘家，就在与秦老胡同近在咫尺，同属南锣鼓巷的帽儿胡同。如果索家花园真是“皇后的姥姥家”，两家的来往众目睽睽，想瞒都瞒不住，更无须传说了。故此说纯系子虚乌有。
　　上世纪30年代中，增崇四兄弟分家后，陆续将胡同西口路北的现39、37、35、33、31、29、27号院和胡同南侧靠东的土地房屋（即现20号涵珍园饭店所在位置，这里后来曾建立过一所医院。）出售，增崇的三个兄弟，从秦老胡同迁出，搬到东四南拐棒胡同。增崇仍居住在秦老胡同，此时属于他的房地产只剩下现19号两套五进四合院、现28至38号小六所和现22号、甲22号一带的花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增崇于1944年去世。
　　50年代初，索家两兄弟为购买折实公债筹措款项，将原13号、14号，以10年期典售给了当时政府的煤炭委员会。后买主将两院打通分割作为干部宿舍。13号宅门被封闭，仅留14号门进出。另将原13号在前圆恩寺的后门改建为可供汽车出入的大门。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秦老胡同19号。
　　笔者之所以写这篇短文，介绍索家花园和一些有关联的情况，是当前出现的一些现象足以使人忧虑。一种浮躁，不求甚解、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风气充斥着我们的社会。走进秦老胡同，你常可以听到一些以“导游”或“知情者”面目出现的人，指着35号，向旅游者介绍：“这就是康熙年著名大臣索额图的宅子。”更有人用从电视剧中学得的历史知识，加以引申：“这是康熙老丈人，废太子允仍的外祖父索尼的私邸花园。”。也有人为了搞清这位索氏究竟为何人，颇费了一番功夫进行考证，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从胡同中部至西口的半个胡同，都是清代大内总管索家的宅院。宝均（1807~1891），索绰罗氏，字佩蘅，满洲镶白旗人，道光进士。咸丰时曾任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治时任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光绪时晋为武英殿大学士。卒谥文靖。”这里又是索绰罗氏、又是满洲镶白旗人、又是总管内务府大臣，言之凿凿，简直不容置疑。还有一本叫做《部长与国家》的长篇报告文学，是描写前石油部长余秋里的，立意很好，读来倒也生动感人。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北京东城交道口的秦老胡同，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余秋里的家和几位副部长的家大多在这条古老的胡同里，他们将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府邸各自按所分配的房子，根据格局切割成几片，既自成格局，又相互关联，……”。这里所说的“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府邸”，其实就是现在的19号院。作者在这里犯了望文生义，想当然的错误。作者既不知增崇的“增”，并不是曾国藩的“曾”，也没看过《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中的介绍，不然作者至少知道曾崇，不会见曾就联想到曾国藩了。当然，这对全书而言不过是一小小疵点，瑕不掩瑜。
　　北京四合院建筑，不仅仅是一种结构物，更是一种文化，是历史的见证。就象文物一样，讲究传承。一件珍贵的字画，上面留下了多少收藏者的题注和钤印，记载着它曾经的辉煌与沧桑。尽管多次易手，但收藏的来龙去脉始终是清晰的。有的学者为了考证一件文物的历史沿革和相关资料，耗费了多年，甚至毕生的精力。我们应该象保护文物一样，保护好我们已经为数不多的四合院。不仅要保护好它们原有的建筑风貌，也要搞清它的传承历史。否则过不了多久，可能真相真的就会被戏说所代替。我更希望不久的将来，这些优美的有历史传承的宅院，能向群众开放，使这些古老的建筑，在弘扬我国悠久辉煌的传统文化中，放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